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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最美方志人”先进人物事迹(一) —— 杨树民
发布时间:2019-09-20 12:44:54    新闻来源:本站   浏览次数:381

“最美方志人”事迹材料

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杨树民同志先进事迹


杨树民,男,1944年生,大专文化,渭南市人,1959年参加革命工作,1982年起从事修志事业。先后任渭南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渭南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渭南市志》总编、编审。1993年10月被国务院定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0多年的修志生涯当中,他淡泊名利,淡泊地位,含辛茹苦,顽强拼搏,把青春年华无私无悔地献给了方志事业。先后主编出版了《渭南县志》《渭南地区志》《古今名人咏渭南》《白居易与下邽故里》《渭南五千年》《渭南年鉴》《渭南市志》著作,总纂了《潼关县电力志》,结集出版了地方志论文集《方志新论》,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方志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他主编的《渭南县志》1988年荣获全国古藉1978—1987优秀图书二等奖、陕西省优秀图书二等奖,1993年荣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渭南地区志》1997年荣获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主编的《渭南年鉴》也多次在全国年鉴行业评比中获奖。在第一轮修志工作当中,他连续编纂的两部志书都获得全国最高奖一等奖,这在全国修志行业已十分罕见。在他的指导下,渭南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完成二轮修志工作的地级市,让渭南的修志工作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杨树民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是方志学科的带头人。


摸着石头过河,勇敢承编《渭南县志》

杨树民原是中共渭南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1982年9月,当陕西省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县委书记沈树森亲自提名将杨树民抽出来,主持县志编修工作。他抱着干一行,爱一行,不会就学,边学边干的态度进入了修志行列。他用两个月时间组织了两支修志队伍,一支10余人的编辑队伍,一支100余人的资料员队伍,制订了篇目体例,举办了修志人员培训班,把县级各部门普遍发动起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收集资料工作,引起了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高度重视。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通知,《渭南县志》已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全国地方志首批成果之一。杨树民抛开一切社会干扰和家庭私事,全身心的投入县志工作。他一人承担了几份工作,暨是行政领导,又是业务领导,暨是主编,又是编辑。为了加快工作进度,他不仅严格要求大家,而且身体力行。三年时间没休一个星期天,且天天晚上加班三四个小时。先后将《渭南县志》稿总纂了6遍,由180万字,改成110万字,由110万字改成88万字。他还代一些写作困难的编辑编写了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工业交通、党派群众团体等分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1987年,《渭南县志》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8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新编县志研讨会,重点研讨江西《玉山县志》、陕西《渭南县志》、浙江《萧山县志》。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三部县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较高的科学性”。同年《渭南县志》荣获全国古籍1978—1987优秀图书二等奖、陕西省优秀图书二等奖,1993年再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驰骋疆场,血汗铸成《渭南地区志》

1986年5月,当《渭南县志》的编修任务基本完成后,杨树民调渭南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任主任,主要负责所属11个县、市的修志规划、检查指导和志稿审查。这期间全国多数省份掀起了编修地区志的热潮。渭南行署遂于1990年10月决定编修《渭南地区志》。这时杨树民已眼睛昏花、腰脊劳损、七节颈椎全部增生,大脑供血严重不足。他带病投入地区志的编修。亲自制订篇目体例,制订工作规划,代行署起草文件,于1991年4月召开了地直机关编修《渭南地区志》动员大会。经过各部门的大力配合,编辑的共同努力,先后收集资料1000多万字,编成草稿340余万字。杨树民咬紧牙关,坚持天天锻炼,天天吃药,天天上班,将340万字的草稿总纂成185万字的《渭南地区志》送审稿,省地方志编委会终审后,又将185万字的送审稿总纂成160万字的出版稿。1995年6月正式送出版社出版,前后四年多时间。这四年是杨树民玩命的四年。他几次昏厥在桌案前,醒来后又继续改稿,不管别人怎样劝说,死活不住院,也不请假,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吃药、打拳、练气功。杨树民以中华民族能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为渭南地区填补了文化建设上的一项空白,为全国志坛增添了一朵能够代表九十年代修志水平的奇葩。原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念海阅读《渭南地区志》后称赞说:“它不仅装帧精美,尤以内容全面、详略得当、条理明晰、文字清新给读者以良好印象。可以说这是一部相当成熟的新编地方志书”。1997年,《渭南地区志》荣获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


老骥伏枥,发奋总编《渭南市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全国第一轮修志进入扫尾阶段,第二轮修志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渭南已率先全面完成了地、县两级修志任务,渭南地区已改成渭南市,杨树民也变成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了,精力明显衰退,且患有冠心病等多种疾病。面对第二轮修志的艰巨任务,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千秋大业,必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能毁在自己手里。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毅然作出决定,正式启动第二轮修志。1999年,他制订了《渭南市1999—2010年地方志工作12年规划纲要》,以政府名义详细规定并下达了第二轮修志的任务。2001年又以政府名义下发了《关于开展续修地方志工作的通知》,对续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他亲自动手制订《渭南市志》篇目、凡例和编修规划,提交政府讨论。在他和大家的积极努力下,渭南市政府2002年隆重召开了动员大会,由市委副书记主持、常务副市长动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渭南市志》编修工作。杨树民对《渭南市志》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要先进、篇目体例要实际、资料挖掘要深入。要以新思想新资料新方法编纂一部能够反映21世纪风貌的新志书。为了搞好《渭南市志》篇目,他研究了国务院制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逐家逐户详细查阅了市级各部门机构改革三定方案,掌握最新的职能分工,他把篇目发到市上各部门逐个征求意见,和编辑一起深化细化,使《渭南市志》篇目能反映最新的社会分工,又十分切合实际。为了解决资料问题,他除了要求编辑和各部门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外,对于难点问题亲自动手,反复进行实地考察,解决了商代元圣伊尹籍贯、北魏华州旧址、西周屠邑等一批渭南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渭南市志》的资料尽可能确切化。在他的指导下,五卷本的《渭南市志》于2012年全部完成出版印刷。渭南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完成二轮修志工作的地级市,在全国修志工作当中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创刊年鉴,编写市情资料丛书

杨树民在实践中感觉到,地方志虽然是大型资料书,全面而系统,但时间跨度大,编写难,出书周期长,不能用最新资料为当地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而年鉴一年一本,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借鉴外地经验,向政府汇报,向编办申请,正式成立了渭南市人民政府年鉴编辑室,他亲自担任主编,从1999年起正式编辑出版《渭南年鉴》,每卷50万字,及时地向市委、市政府、市级各部门和广大读者提供渭南市的最新市情,供大家借鉴。由于篇目精当、取材考究、印刷精良,《渭南年鉴》多次在全国年鉴行业评比中获奖。

为了解决综合性志书对重大课题难以展开叙述的遗憾,杨树民同志从渭南的实际出发,决定编修市情资料丛书,对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深挖。他亲自担任主编,亲自拟订篇目,亲自考证资料。已先后编辑出版了《古今名人咏渭南》、《白居易与下邽故里》、《渭南五千年》等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党政领导的高度赞赏。市政府将这些书和《渭南地区志》正式定为赠送佳宾的礼品,为渭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探索理论,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作出贡献

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传统虽然悠久,但理论发育很晚,直到清代章学诚才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性的见解,一个完整的方志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八十年代掀起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是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展的,这就给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增添了一付重任,既要修志,又要研究方志理论。杨树民长期从事过宣传理论工作,他深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把研究方志理论作为提高自己、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来对待。他根据修志实践的需要,不同时期研究不同的课题。从旧志的批判、继承到新志的创新,从方志的性质、功能到社会效益,从志书的篇目设计到记述方法,从资料的鉴别、收集到利用,从志书的编写、总纂到审稿等全面地进行研究。先后发表方志论文60余篇,其中国家级刊物发表8篇,对提高志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也作出了贡献。1984年,他针对一些志书经济部类薄弱的问题,在《中国地方志通讯》上发表了《新编县志必须重点记述经济建设》一文,在全国首先应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解决志书经济部类的编纂问题,把政治经济学全面引入了方志编纂,全国不少省、市予以转载,有的编入学习材料,《中国地方志词典》亦摘要收入。1987年杨树民在研究自然地理中,发现物候指标是个综合指标,用物候指导农事活动比其它手段更为科学实际,就在《陕西地方志》上发表了《新编地方志应当记述物候》一文,引起不少省的共鸣,并且把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引入了方志编纂。1989年,杨树民针对一些志书取材不精、体例紊乱等问题,在《陕西地方志》上发表了《论新编地方志的著述性》一文,被评选为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论文在会上重点予以宣讲,并荣获陕西省优秀方志论文一等奖。杨树民研究方志理论,不循规蹈矩,他认为理论研究就是科学探讨,科学探讨是没有禁区的。所以他常常独辟蹊径,言人之未言。例如新编地方志如何记述曾经是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不少志书只是三言两语,且一概否定,大家普遍感到这个记法不成功。但由于“左”的思想束缚,相当一些人不敢涉足。杨树民与张平合作勇敢地承担了这个课题,撰写了《消除在国民党记述上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一文,对提高志书编写质量起了一定作用,《中国地方志》很快予以发表,《河北地方志》等刊物亦及时予以转载。1990年,杨树民出版了他的方志论文集《方志新论》,受到全国方志界的好评。为了交流修志经验,切磋方志理论,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应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和一些省、市的邀请,多次到北京、新疆、甘肃、山西、福建、陕西等地讲学或评审志稿,对推动全国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1992年,为了解决地区志在编写中存在的一系列困惑,杨树民报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和山西运城、湖南益阳、江西宜春地区联合倡议,在渭南召开了全国新编地区志理论研讨会。会上,他被大家推选为全国新编地区志协作组组长。1994年,他又倡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全国新编地区志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两次会议,对新编地区志的地位、特色、体式、结构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推动了地区志工作在全国的健康开展。

杨树民在地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受到了党、政府和全国方志界的肯定。除了他的著作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外,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和省人事厅两次评他为陕西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渭南地委、行署选定他为渭南地区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国务院批准他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人物辞海》、《世界名人录》等都给他立了传,彰扬了他对我国社会科学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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