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延寿（1869～1929年），字曼卿，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双王乡车雷村人。清同治八年（1869年）生，少年天资聪颖，善写文章，又工书法，人称神童。光绪十年（1884年），他十五岁时，考中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十四岁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京城北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初试和复试两次都被录取，授职内阁中书。这年春，中日甲午战争仍在继续。二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不久，日军又攻占牛庄等地。清朝廷被迫求和，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于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一出，激起国人强烈反对。五月二日，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因应试举人有公车接送，故以“公车”代指举人）。雷延寿就是公车上书的举人之一。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活动，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搞得非常活跃，雷延寿是积极参与者。他为了研究外国的富强之术，进入通艺学堂学习外语。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由于父亲生病，家中召他回家。随即，父亲去世，他办理丧事并居家守孝。在此期间，变法维新失败，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变法人士牺牲。雷延寿由于居于渭南家中，才幸免于难。

　　尽管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残酷镇压，变法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雷延寿的革新意志并没有稍减。他向陕西人宣传新政、新思想，并筹措了大量资金，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新书报，约几百种，运回陕西，开办书店，以开创新风气。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三十七岁时，与弟雷多寿同榜考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后又调巡警部，被派往日本考察警政。以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他仍任主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将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同时任命为军机大臣。此后，张、袁奏请光绪皇帝，举行选拔军机章京的考试。同时参加考试的有几百人，雷延寿以第一名入选。章京的任务是秉承军机大臣的意旨，办理机密案件、案卷存档和推行皇帝有关诏令，位高而权重，是京官中很重要的职位。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陕西人当上军机章京的，连雷延寿只有六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蒲城县知县李体仁借故捣毁县教育分会，捕押刑讯县高等小学堂进步师生，企图破坏革命组织，酿成震动全省的“蒲案”。陕籍在京同情蒲城进步师生的官员联名上奏，控告李体仁，雷延寿也参与其事，在奏章上签名。并利用自己军机章京的身份，努力斡旋，终于得到光绪皇帝的御批：“着恩寿（陕西巡抚）……秉公确查，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于是，进步师生被无罪释放，李体仁被革职。北京城中原有渭南会馆，位于八角琉璃井胡同，是在京的渭南人相聚、活动的地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渭南会馆毁于战火，地基被邻居占据。雷延寿与那人打官司，得到赔偿地基的钱，又重新修起了渭南会馆。他为会馆撰写了厅联：“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於春茧丝。”在重修渭南会馆的时候，负债数千两银子，原指望用房租逐渐偿还。但后来经管渭南会馆的人，认为会馆修建得不够理想，租金不能偿还债务，逼迫雷延寿拿出银币两千元，作为赔补。雷延寿慷慨地答应了。旁人为他抱不平，他却说：“赔累些钱，无伤也。”　　

　　雷延寿在军机章京任上四年，中华民国建立了，他被留任为国务院秘书，调为总统府秘书。总统袁世凯为了酬谢雷延寿在国务院和总统府任上的辛劳，打算任命他到陕西省任要职，但他婉言谢绝了。十余年间，总统、总理都很倚重他。随后，他任政事堂参事，政事堂裁并后，借补为国务院秘书厅佥事。当时国库日绌，官员拿到的薪俸仅为十分之二三，雷延寿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1919年，他五十岁的时候，为自己的照片题写一联：　　

　　人笑我痴，我谓人醉，素位而行，俯仰无愧；

　　不求闻达，不慕荣利，大隐于朝，澹泊明志。　　

　　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雷延寿赋闲家居，过着清贫的生活，只在为弱妇幼子讲经教字中寻找乐趣。他相貌清瘦，性情和顺，即使佣人有错，也从不厉声斥责，而是婉言指出。平生好读书，留心掌故，旁及金石文字。著有《日本警察调查提纲》《清谥法考》《续清谥法考》《清军机大臣年表》《金文类纂》等。1929年1月29日，雷延寿患脑溢血，去世于北平，时年五十九岁。1932年，迁葬于渭南故里祖茔。　　

　　雷延寿身处晚清民初，官场贪腐黑暗时期，他担任要职，却能严于律己，不贪图享乐，参与“公车上书”、传播新思想，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前途，他虽常年在京任职，但对“蒲案”的尽心斡旋、打官司借钱重修渭南会馆都能看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他一生不求闻达，不慕荣利、澹泊明志的品质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供稿：市地志办 编辑：李军 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