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志办     党飞宇

  1994年7月16日，习仲勋在《渭南地区志》序言中谈到：“地方志就要记述本地的大好河山，记述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人民，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为人民树碑立传，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继往开来，建设渭南，振兴渭南，为渭南的更加繁荣而奋斗！”渭南地方志工作一直以传承以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朴实精神，注重地方志和年鉴工作的创新发展，注重志书对渭南历史的深度存史和年鉴对地情发展的及时反映。同志书一样，《渭南年鉴》非常重视“记述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为“建设渭南，振兴渭南”提供了重要的资政作用。

  渭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从1999年首次编纂《渭南年鉴》以来，坚持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发行，至今已经编纂出版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23卷，全面系统的记载了渭南市从1998年至2020年全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地情和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存史记录时代、厚植历史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年鉴人不忘编纂初心，牢记年鉴使命，邀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市志办主任杨树民等老同志进行主题宣讲，传承老一辈年鉴人的务实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推进新时代年鉴事业开拓创新。指导的《富平年鉴（2020）》荣获第八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县级综合年鉴特等年鉴”、《潼关年鉴（2020）》被评定为“县级综合年鉴一等年鉴”。2021年6月，渭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授予“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总体目标。截至202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的目标。面上覆盖之后，如何纵向深化地方综合年鉴的内在质量和文献价值，对年鉴工作系统化程序建设与完善提出现实要求。本文在对《渭南年鉴》系列成果的深入解读和相关前沿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渭南年鉴》征稿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年鉴征稿工作作一点简单的思考。

  一、地方综合年鉴征稿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年度性的有价值的信息的荟萃，年鉴离不开“实”“精”“新”这几个特点。整个稿件征集工作既要求又必须反映上述特点，也就需要牢牢围绕稿件质量这一中心进行展开，在大纲规范化上要对各供稿单位有指导作用，在效率上要服务整个年度年鉴工作的正常秩序。

  (一)稿件的质量直接决定年鉴成果的高度上限

  作为每年对地方发展实践记录的年度基础文献，年鉴具有全面性、时代性、动态性、实用性、检索性、规范性等特性，这些特性来自年鉴基本属性的发散，而基本属性的延展关注的就是年鉴质量的高低，首先是建立在年鉴内容“实”的基础上。这个“实”表明年鉴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是在实用的基础上进行资料汇总和编辑。从成果而言，这对年鉴人的理论视野和专业编纂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从编纂而言，没有上乘的具有“实感”的原始稿件，纵有“金刚钻”，之后的编纂环节也容易成为“空中楼阁”，难以有出彩的年鉴成果问世。

  因此，要出版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体现最新理论成果的、反映地方新特色的高质量年鉴，就需要将目光从年鉴人的专业编辑质量上适度向原始稿件的质量进行转移，从前期征稿阶段就要重视原始稿件的初始质量，充分认识到年鉴的年度性、连续性、资料性和工具书性，在此基础上推动地方综合年鉴朝着个性化、风格化、多样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二)征稿大纲的规范化直接影响供稿工作的效率

  要保障原始稿件的质量，反映年鉴内容的“精”，首先要从前期征稿工作开始重视，注重年鉴大纲的制定和完善，从框架到条目常编常新，正确处理内容多样化与体例规范化的关系。

  以已出版的《渭南年鉴》近五年的征稿大纲为例，《渭南年鉴（2017）》征稿大纲共29个类目163个分目1032个条目，《渭南年鉴（2018）》征稿大纲共29个类目163个分目1172个条目，《渭南年鉴（2019）》征稿大纲共31个类目201个分目1141个条目，《渭南年鉴（2020）》征稿大纲共33个类目215个分目1158个条目，《渭南年鉴（2021）》征稿大纲共36个类目230个分目1190个条目。

  从最近五年大纲类目、分目和条目的动态数量可以看到，《渭南年鉴》非常重视征稿大纲的规范化，为突出时代性不断细化类目、分目和条目的数量设置，根据事项、类项所占全年的比重在稿件中及时反映，每年根据上年度工作情况查漏补缺，紧跟地情发展实际和机构改革的最新动态，及时更新征稿大纲，以便合理指导各供稿单位进行稿件撰写。

  (三)供稿的效率直接关系年鉴工作的正常进度

  年鉴的“新”要求年鉴成果当年出版，而供稿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年鉴工作的后续流程。以《渭南年鉴（2021）》征稿工作为例，在2020年11月中旬，年鉴室根据地情对2021年征集资料的大纲进行了修改和完善，12月初就拟草了征集资料的文件。文件和大纲经副主任、主任审阅后，于2021年2月初正式下发。

  在征集资料阶段，在规定时间内，有70%的稿件及时上报。4月初，与三秦出版社沟通，做好书号申请选题。截至8月上旬，完成所有稿件征集，各编辑编稿任务完成，照片收集整理完成85%以上，副主编审稿基本完成。8月下旬，对文字稿的整理和统一排序，年鉴彩色照片完成整理。9月初，交由印厂进行排版，彩页照片完成整理，与三秦出版社签定出版合同。9月下旬，全书编排完成，审校后交印厂修改，同时送出版社审核。10月组织审校二次，完成彩页、目录等资料的完善，封面完成设计出样。11月，完成彩页的修改完善和出版社一审，出版社开始书号申请上报，按出版社要求修改，开始制作索引资料和出版社二审。12月完成书号申请和印刷出版。

  从《渭南年鉴（2021）》编纂工作的时间线中不难分析出，如果个别部门的稿件不能及时上交，势必引起后续所有环节的依次顺延，导致年鉴成果不能按时在本年度及时出版。

  二、地方综合年鉴征稿工作中的问题探究

  年鉴稿件征集对整个年鉴工作来说是一项基础性任务，基础的厚实度影响成果的出彩度。在《渭南年鉴》的征稿过程中，从年鉴行业内部和各供稿部门等多方面都出现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供稿部门对年鉴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

  主要领导粗放审核。存在稿件经供稿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在稿件领导名单中依然出现错别字；主要领导审核时存在形式主义；存在主要领导审核标准前后不统一。例如：××工作长期是渭南地区的地方重点大事和特色地情。在2022年征稿工作中，相应供稿单位主要领导认为此分目内容涉及的是机构改革后的下属某个科室的职能，不能在篇幅上超过单位传统主要业务的稿件份额，最终提供这一分目资料仅仅178个字，而在2021年提供此分目资料时，审核上交了4个条目约1680个字。

  上交速度不及时。以《渭南年鉴（2021）》的征稿工作为例，在征集资料阶段，2月初下发文件，要求4月30日为截稿日期，实际到规定时间只有70%的稿件及时上报。到6月底，90%的稿件完成征集，80%的稿件完成初步编辑。截至8月上旬，才完成所有稿件的征集。可以看到，整个征稿工作实际长达6个月，在规定时间外有3个多月；对比《渭南年鉴（2022）》征稿工作，2月中旬下发文件，要求3月底截稿，实际截稿到6月下旬，虽然在规定时间外依然长达2个多月，但是相比较于2021年有所改善。

  以上问题集中反映了个别行政部门懒政惰政思想和能拖就拖的不良习惯在供稿工作中的体现，缺乏对年鉴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二）年鉴顶层设计中缺乏对征稿工作足够的理论探索

  在《渭南年鉴（2022）》前期征稿工作中，年鉴室想要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解决本地区征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在众多理论平台上难以找到相关理论支持，发现学术界在年鉴事业顶层设计中对于征稿工作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

  所有的年鉴成果都要建立在质量过硬的原初稿件基础上，对原始稿件的征集工作应该在整个年鉴编纂工作中给予高度的重视。然而现实是，中省市各级研讨会、各种论文集较少关注原始稿件征集工作，像前沿书刊《中国年鉴研究》近10期的内容中基本没有专门涉及，只是少数文章中顺带谈到、简要提及。《年鉴论坛》刊物中直接讨论年鉴征稿问题的也不过寥寥数篇，比如《年鉴论坛》第四辑鲍秋芬著《年鉴稿件撰写存在的问题、原因及改善对策》、《年鉴论坛》第六辑许建平、马冰霜、刘旭合著的《年鉴规范应从作者文稿抓起》等等，而学术讨论的更多是集中在稿件征集上来后专业年鉴人的工作能力和成果运用问题，对征集稿件等前期工作缺乏充分的讨论和系统化的认识，这种研讨的隐含前提就已经将年鉴作为地方志单位、年鉴人等少数群体的事情，从根本上忽视了年鉴稿件的征集、编纂、审核、出版、运用等整个流程应该是面向社会化、市场化的。

  细思可以发现，更多文章和探讨主要集中在编纂领域，其次是成果运用，最后才是征稿。形成这种关注线条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年鉴编纂是年鉴工作的中心环节，相关理论肯定更多考虑本行业、本队伍的直接从事关系，相对会更关注年鉴人的编纂业务；二是年鉴人不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现实，总体是安贫乐道的，注重文字的编纂质量，但缺乏商业眼光，也不屑从市场化角度“玷污”自身的业务文字，曲高和寡。三是行业内外普遍形成年鉴事业是年鉴人专业工作的认知，自然而然认为业务工作好探讨、好培训、好管理，而对征稿工作程序的探索会涉及和上百个不同部门的沟通交流，协调工作具有难度，同时，若对这些供稿人员进行培训，会牵扯出当地政府部门资金是否保障、上级主管领导是否支持等一系列现实的人力物力问题。所以，面对征稿工作的很多困局，大家默契的绕开这一难题，将精力更多投入到恢宏广大的年鉴编纂与成果运用探索中，毕竟这些主题的理论关注和现实收益更加可观。

 （三）原始稿件内容实感的缺失

  作为一项存史工作，年鉴工作要求存史要实，而现实中原始稿件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年鉴编纂难以完全“据实而录”。

  主观评说，言过其实。在原始稿件审稿过程中发现，一些稿件倾向用绝对性词句，如彻底扭转、根本性解决等。同时，事项内容可以一句话清晰简洁阐述清楚的，为了凑字数或者习惯于公文写作模式而大篇幅增加修饰性词句。如《渭南年鉴（2022）》原始稿件社会管理类目中，“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总体要求，紧扣市委主题活动部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抓理论武装，大学习铸忠诚，从党史上汲取奋进力量，感悟思想伟力，扎实开展12项“我为群众办实事”××特色行动。”实际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仅是“开展12项‘我为群众办实事’××特色行动”这一句话。在上述问题之外，还存在以偏概全，内容粗放化和碎片化等缺乏实感的问题，不一而足，随之而来的就是年度特色、地方特色的缺失，极大影响了地方综合年鉴的质量与价值。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各供稿单位的撰写人员素质不齐，综合人员不懂业务或者对业务一知半解，容易泛泛而谈，以猜代实；业务人员对综合业务缺乏了解，管中窥豹，难以形成整体思维；供稿单位“报喜不报忧”，缺乏事件完整性，难以形成整体认识。这些都是造成实感缺失的现实因素，进一步引发年鉴内容的真实性受疑，资政预见性不足，育人时代性缺失。

  三、地方综合年鉴征稿工作的创新与探索

  解决地方综合年鉴征稿工作中集中出现的问题，既要继承往来的实践经验，又要借鉴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做法，更要注重年鉴征稿工作的创新，全力推动年鉴功用的发挥，创新转化年鉴资源，为第三轮修志夯实资料基础。

 （一）延续传统，批判继承

 “走出去”宣传。继承是创新的前提。要推动社会各方面了解年鉴工作，认识年鉴的重要性，这要求我们系统内部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必须走出去宣传，到群众身边去。针对不少供稿单位新人和社会群众根本没听过年鉴工作、相关撰稿人和主管领导不重视等问题，可以同上级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相关单位协商将年鉴编纂的基本业务规范和培训课件放入干部网络培训平台、学习强国、地情网站上，为供稿单位提供基本操作指南,从而加强各供稿单位对年鉴工作的重视度和原始稿件的认真度，推动社会大众对年鉴工作的基本了解。

  完善征稿催稿方式。根据以往征稿进度拖拉的问题，在征稿文件下发上《渭南年鉴》逐渐由在新年后半个月左右下发转换到年终12月左右下发，以这种方式促进各供稿单位在年终进行总结时顺势广泛系统的收集年鉴撰稿所需的原始资料。在下发征稿文件后，一方面，由各年鉴编纂人员按照征稿工作进度及时催稿，一般以一周一催为周期；另一方面，对于少数催稿难度大、对方单位撰稿人不是积极配合的情况，一般做法是以单位名义发函进行催稿，引起领导重视，这种传统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基本可以保证95%的稿件按照进度按时上交。

 （二）开拓视野，借鉴学习

  先进做法“引进来”。借鉴也是一种创新。昆山市建立的“以评代训”跟踪辅导制度对《渭南年鉴》的“党建+年鉴”模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年鉴工作要敢于自我革命，运用党建+年鉴的思维方式来建立年鉴工作的净化机制。比如年鉴成果出版后，在下次征稿工作开始之前召开一次年鉴领域的“民主生活会”，大家就上年度的年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区别于年度总结大会，总结大会更多是谈优点和亮点。“民主生活会”要更务实，多谈问题、不足。同时，通过讨论会对日常碰到的资料搜集、条目撰写等基本问题、共性问题进行现场探讨和解决，活动也可以多样化，选取一本到两本年鉴供大家进行学习与批评，鼓励发言，在批评中学习，鼓励形成论文等文字资料，达到“以评代训”的效果。

  组建地方志专家库。昆山市聘请专家对各区镇的年鉴编纂进行全程辅导和业务指导。这提醒我们要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尤其注重对本系统、本地区人才队伍的挖掘，有不少退休老同志有意愿参与进来，渭南市志办原主任杨树民、刘百宽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时常关心年鉴工作的最新动态。所以，为加强方志队伍建设，渭南市志办建立了“渭南市方志人才专家库”。参考陕西省志办专家库评选标准，印发《渭南市地方志人才专家推荐评选办法》，该办法旨在解决第三轮志书人才不足及全市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终审不规范，年鉴成稿质量不高等问题。规定了专家评选的标准、程序及入选专家的权利和义务。经各县（市、区）推荐和市志办筛选，确定来自富平、白水、蒲城等地专业人士和社会人士共18名入选“渭南市方志人才专家库”。

 （三）大胆想象，思维创新

  年鉴数字化建设。此处数字化主要指年鉴在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终端的广泛运用，而其能得以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实用性。比如，在旅游业类目下将上年度各地区反响好的特色旅游景点进行一定篇幅的亮点汇总并上传终端平台以备查询。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亲身体验，虽然不少手机软件提供类似服务，但是其提供的热度往往随着经济效益的高低而呈正向变化，根据渭南市文旅局的统计资料，在渭南市当地民众中反响高的景点高达30多处，但是旅游软件中推荐展示的主要集中在华山、少华山等少数景点上，原因在于其面对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游客，对于其他充满地域特色的景点因为旅游软件的选择性屏蔽使得游客有意多样性旅游而无法完整获取信息。在疫情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提出“内循环”的大背景下，年鉴编纂可以以此为切口，推进年鉴数字化应用从本地做起，从吸引和服务周边群众的现实需要开始，以一点逐渐带动整体建设。同时在保证实用性的基础上也要便于查找，这就要求年鉴产品数字化、便携化、终端化。而所有的一切要建立在年鉴稿件具有实用性的基础上，一旦具有实用性的信息被市场接受，最终会反作用的对原始稿件的质量标准提出高要求，推动各相关撰稿、编纂部门主动性的完善各自负责的年鉴工作。

  年鉴工业化设想。年鉴征稿规范化、编纂专业化、应用市场化构成年鉴工业化的“三驾马车”。当下，我们虽然不断号召和探索年鉴市场化运作，但是实际更多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半计划半市场状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重视年鉴的地区，市场化运作程度也就越深，反之更多是计划体制的延续。在发达地区，市场化要求规范化，规范化推动市场化。市场的规模化从惯性上倒逼年鉴编纂、征稿工作的主动性。年鉴工业化的正向推动和反向倒逼共同作用下会带来体量的扩大，体量扩大到一定规模必然又会进一步推动年鉴理论的根本性飞跃，整个年鉴事业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将会更加完善。当然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年鉴事业虽然也要面向中国、面向世界，但是起点更切实的是面向本地，唯有创新方式推动本地先行纳入市场化，才能在整个年鉴事业中从点到面，从区域地方到全国整体，从星星之火到可以燎原。这一点并非朝夕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更需要立足现状，有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发展规划，需要各级年鉴人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大众的鼎立支持。

(原文发表于《陕西地方志》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