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闫广勤 惠文波
顾熠山（1873—1962），名耀离，字熠山，华州马家斜村（今属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铁马村）人。民国时期的1931年—1949年，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编纂了《重修华县县志稿》。这部志书共17卷，约60万字，记述了华州自西周至1949年4月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民国期间，陕西所修县志中较好的一部。 一、顾熠山生平 顾熠山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学味经书院，受业于陕西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并受刘古愚影响，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从宏道学堂毕业，1909年后任华县公立高小及教育会小学教员、华县教育会会长等，致力于新教育的开拓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路经华县赴潼关抵御清兵的革命军支应粮饷，并于1912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他与杨松轩、郑云章等人一起，领导了咸林中学的筹建工作。他担任过华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还曾在省立三中、一中任教。1926年受中共组织委托，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华县县党部的领导工作。1928年后，先后任同州第二师范教员，韩城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1931年7月任华县县志局编辑主任，主持县志编纂。以后曾担任华县救济院院长7年，期间，收养孤儿四五十名，工读兼施。1934年陕西省政府付主席邵力子为他题赠“功在地方”匾牌。1945年，他以知名人士身份面见蒋介石，力陈百姓苦况，遂减征关中田赋七成。1949年，他为和平解放华县做了积极贡献。解放后，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当选为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病逝，享年89岁。 二、《重修华县县志稿》的编纂过程 华州有悠久的修志传统，至顾熠山时流传下来的有四部:明万历年间的《华州志》、清康熙二十三年的《续华州志》、清乾隆五十四年的《再续华州志》，清光绪八年的《三续华州志》。 1931年5月，华县县志局成立，顾熠山主持县志修编。创办之初，基本上是顾熠山独自一人支撑，一年后，因人事经费问题，县志局被撤销。但修志一事，顾熠山始终没有放弃。他认为“县志者，一县之史书，风云人物、文化典章具载于斯，继往开来，悉维百赖，是“地方文献存亡关键”，“停废不能”，下决心“独干、穷干、苦干”，以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三续华州志》为蓝本，并增补清末民国时期新的资料，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修成一部华县通志。从1932年县志局被撤销，直到1946年县志编委会恢复，县志皆随他的经历而经历，救济院、咸中、财委会、临参会，人走到哪里修志就带到哪里，“公余即怀铅提椠，未尝一日息”。15年时间，他节衣缩食，完全靠自费利用工余时间采访编纂，征文献、查资料、分门类、改体例，用尽心思，绞尽脑汁，日日思索修志诸事。公务之暇，他无昼无夜，勤勤恳恳于县志，见人即询问当地史实，有疑问即亲往考查，案头经常伏笔狼籍，床边资料堆积如山。华州的山川河流、祠寺庵庙，楼桥馆坊各个角落都落下他访查的脚印，沉睡千年的碑石簿卷、历史记载，页页都洒下了他的辛勤汗水。1947年底，县志稿修续全部完成，时任县长以款拙缓办为词，不予付印，顾熠山趁稿件尚未脱手的机会，将1948年、1949年两年发生的事情，再次加写了进去。1949年3月和西安大中文化工业社谈妥付印，5月县志印好，县上仅取了三十部样书，西安、华县相继解放，大批成书被当作废纸卖掉，只有少数几部留存了下来。 三、《重修华县县志稿》的基本概况及主要特色 《重修华县县志稿》刊印成书后共十册十七卷，原文约60万字。十七卷是：大事记、地理志、建置志、党团志、政治志（上）、政治志（下）、经济志、财政志、社会志、卫生志、人物志（上）、人物志（下）、官师志、艺文志、古迹志、文征志。新、旧志序、跋、入“杂事志”。 卷首“大事记”，分大事变、大改造、大变异、革命史略四部，选取地方重要事件，按时序罗列，定为全书之经。取材详今略古，以近、现代为主。如将辛亥革命视为大事件特别者，专列“革命史略”一目，记述辛亥革命以来，华县人从事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为研究辛亥革命在陕西的斗争提供了资料。在“大事变”目中，记载了1928年“渭华起义”和1933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入华县高塘的情况。作者对共产党、红军没有贬称，可谓公正史笔。在“大变异”目中，作者列举旧志中之所谓“详异”条目，指出“何足为详异，均属愚妄无知”，并对慧星、陨石，日蚀、月蚀等自然现象，用科学道理加以解释，以破除迷信。地质、气候列入地理志中，并记载了光绪三年、二十七年，民国十八年旱情及异常灾害。党团志，分别记述了国民党华县党部和三青团华县分团部的发轫、经过及党团统一前后勾心斗角情况，对党、团的作用不加煊染，如实记述。政治志上卷含自治、保甲、教育，户口改附于保甲，以清代史萼的《再续华州志》、刘域的《三续华州志》为依据，分别对乾隆、道光、光绪年间，华县户口消长情况作了比较。并附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七年华县户口统计表。教育，分旧教育、新教育两篇，记述的很详细。旧教育概述明清科举制及其结晶。新教育从清末、民国初年实施，改革全小学教育开始，记述至1948年，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及省立、县立、私立职业学校以及社会民众教育组织等。附教育经费及教育成果统计表。政治志下卷，列交通、水利、造林、军事、差徭等目。交通包括铁路、公路、县路、邮政、航空、桥梁等，分别记述各项兴建始末，对研究地方交通史提供了有用资料。水利分疏浚、灌溉、凿井，详述明清以来各渠道、泉水的兴废情况。军事“兵役”篇中，列有抗战阵亡将士姓名一览表。“差徭”目中，收录了华县代表胡某上监察院长于右任书，内举大量具体事实，反映当时天灾人祸，差徭肆虐，至使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况。经济志农业篇中，分别记载粮、棉、油、染料等植物及骡、马、牛、羊等动物的分布、繁衍和经济价值，对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借鉴。商业篇中，附有物价表一份，记载1932年至1947年物价飞涨情况，“商业”后附度量衡，记光绪三十二年，1915年和1929年几次统一度量衡，定标准制的比率。财政志，主论田赋，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华县的财政经济情况。社会志，是首创。详细记述了社会训导、社会谣谚、社会劳动、社会病态等情况，尤其是近百年的灾害记录，更有资料价值。人物志，记述民族英雄、忠烈、耆旧，其中民族英雄记述为首创，尤其记述了一些拾金不昧者，现在读来，依然很感人。艺文志，分书集、艺术两门，所收书目，内容比较广泛，除文史方面的论著外，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杨鹤庆多种医学著作，刘安国的《陕西交通契要》，杨钟健的《古气候学》《古动物学》《中国猿人与进化问题》《地震浅说》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文征志中记载了李嘉绩《迎銮记》，记述光绪二十六年，西太后逃至华州的情形。新旧志序列入杂事志。 总体而言，《重修华县县志稿》是一部成功之作，这部志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构体例比较完整合理，《重修华县县志稿》主体分十七卷，卷下设目，目下设有子目，这种分类既符合当时修志理论要求，也符合华州的实际，能基本反映华州的历史和修志时的现状。卷下各目设列得当，有效地避免了交叉重复、内容遗漏。二是记述内容比较全面丰富。《重修华县志稿》在编纂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顾熠山以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三续华州志》为蓝本，记事上至西周，下至1949年4月，综合古今，取材宏博，门类齐全，广征博引，资料极为丰富，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基本反映了辖域内的历史和现状。三是地方特色比较鲜明浓郁。地方性是方志的显著特征，一部地方志的地方特色是否凸显，直接决定其质量的高下。《重修华县县志稿》设立了许多域内特有的卷、目、子目，不惜笔墨专项记述华州独具的事与物，在概括叙述历史或事物概貌时浓墨重彩，大书有特色的亮点，强化了志书的地方个性。四是语言文字比较精炼准确。在文风上，《重修华县县志稿》完全符合志书“记述体”的规范，在文字上，《重修华县县志稿》表述简洁、精炼、准确，基本达到了用最简省的文字，精确记述事件的始末。作者对文字卓越的驾驭能力，也为《重修华县县志稿》增添了光彩。五是纂写形式有所突破创新。其创新集中表现了在于卷、目之前设立小序综述议论以及在卷、目之后阐发观点，《重修华县县志稿》于史实的关键之处阐发议论，表明作者的立场、观点，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果，直接提示其真相，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志中所记史实不无裨益。六是思想比较进步。他着眼下层，反映民生，一反华州以往旧志着眼上层，为达官贵人歌功颂德之弊，努力反映苛政下的百姓疾苦，如实揭露当时的政治弊端，官员腐败，军警肆虐等社会黑暗现象，在贬恶扬善、扶正祛邪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可谓是“画龙点睛”，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活动也有较为客观的记述，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是《重修华县县志稿》与其他志相比，独有的特点和最可贵的精神。 当然，《重修华县县志稿》也有一点瑕疵，结构上有些卷、目或子目设置别扭，归属不顺；内容分布上体量多省悬殊；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层次结构的使用划分有些还不够准确；一些资料缺乏缜密的考证，甚至还有差错；文字上过分强调简明精致，雕琢痕迹明显等。 《重修华县志稿》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能在物质文化都已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用现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吹毛求疵，过分苛求。总体而论，《重修华县县志稿》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志书，它对保存华州历史，传承华州文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顾熠山先生为后世资政教化留下的宝贵遗产。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在旧志整理工作中，已于2021年10月完成其整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重修华县县志稿校注》一书，将使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原文发表于《陕西地方志》202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