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在挖沙时发现的秦铭刻石

富平石刻关平像

　　富平县地处八百里秦川北端，自古为关中名邑。境内北山各类石材资源蕴藏丰富，其中富平墨玉等优质石刻原料储量充足，质地优良、纹理细腻、莹洁如玉，是石刻制作的绝佳原料。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有一种手艺代代相传，它以坚硬的石头为载体，将文明的印记镌刻进岁月之中，这便是富平石刻。

　　从远古石器到皇家工程

　　富平石刻的根脉，深深扎进这片土地的远古记忆里。早在旧石器时代，富平境内的人类活动便已留下清晰痕迹。在梅家坪镇庙沟遗址，距今60余万年的黄土剖面中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将渭北中部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庄里镇朱黄堡遗址中，一万余件石制品跨越了10余万年的漫长时光，展现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过渡的鲜明特征。而遍布全县的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更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熟练掌握了打制、磨制石器技艺，石杵、石臼、磨盘等实用器具的广泛使用，为富平石刻艺术萌芽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进入文明时代，富平北山出产的优质石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史记》中“发北山石椁”的记载，印证了秦始皇帝陵修建时，富平北山一带的石料便已成为皇家工程的重要选材。2010年，村民在石川河挖沙时发现的秦铭刻石，更是这份历史的实物见证。这件长2米多的遗石，表面布满规整凿痕，底部与侧面阴刻63字铭文，既保留了石鼓文的古拙气韵，又呈现出向秦小篆过渡的鲜明特征。铭文里清晰记录了石材在秦陵地宫中的具体位置、尺寸规格，以及工匠“讙”的名字，完美契合了秦代“物勒工名”的质量管理制度。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件石材正是从富平北山开采，初加工后运往秦陵的地宫构件，因意外遗落在石川河中，成为研究秦代陵寝建筑体系的珍贵物证。

　　从陵阙雄构到墨玉精工

　　富平石刻真正走向历史的高光时刻，与“唐陵石刻之乡”的身份密不可分。在关中“大唐十八陵”中，富平境内独占五座，分别为唐中宗李显定陵、唐代宗李豫元陵、唐顺宗李诵丰陵、唐文宗李昂章陵、唐懿宗李漼简陵。这些依山而建的皇家陵寝，如同巨大的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汇聚了当时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富平本地出产的墨玉，以质地细密、色泽黝黑、耐风化、抗腐蚀的独特品性，成为唐陵石刻的首选材料。从陵前气势雄浑的石狮、翼马，到神道两侧排列整齐的石人、石马，这些体量巨大的石刻作品，既带着盛唐的雄强气象，又融入了富平工匠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将富平石刻的工艺水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良材璞石到铁笔神工

　　富平石刻之所以能在全国众多石雕流派中独树一帜，核心在于其独一无二的“富平墨玉”。这种产自富平北部山脉的黑色石材，古代便有“磬石”的美誉。它结构细密均匀，叩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石之声，唐代时便被选为宫廷石磬（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专用材料，白居易的《华原磬》，正是对这种石材的生动记录。更难得的是，富平墨玉的石质稳定性极强，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依然能保持最初的色泽与刀锋，这也让它成为历代刻碑的不二之选。

　　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富平石刻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技艺体系。圆雕、浮雕、线雕三大核心技法各有专长。圆雕讲究六面贯通，从打胚到细琢，每一刀都要兼顾整体造型的气韵，常用于石狮、石兽、造像等立体作品。浮雕注重层次分明，根据题材将下凿深度控制在合理区间，让图案在平面上生出灵动的立体感，多用于碑首纹饰、建筑构件。而最能体现富平石刻“铁笔”功力的，当属线雕，尤其是碑碣文字镌刻，技艺高超的石匠能将刀痕精准控制，完美复刻书法作品的起笔、行笔与收笔，做到不失神韵。整套工艺从最初的采石开始，便有诸多讲究，工匠们要先避开石料的天然裂隙带，经过选料、取胚、过稿、细刻、打磨等10多道工序，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品。千百年间，这些技艺全靠师徒口传心授、代代延续，形成了独有的石刻文化。

　　从皇家工坊到闾巷匠心

　　富平石刻的传承史，就是一部历代石匠的奋斗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富平石匠便能雕刻出工艺精湛的造像碑，现富平境内留存的10余件北魏、西魏造像，题记清晰、刀法娴熟，印证了当时富平石刻的完整体系已经形成。元代，富平石匠群体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远行，石刻名家赵信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劄副管领石匠提领，他率领200余名石匠远赴大都，历时6年，在孔庙、广济寺、香山寺等多处留下了大量碑刻作品，将富平石刻的技艺影响力扩展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

　　明清两代，富平石刻在服务皇家陵寝与官署寺庙的同时，也普遍融入了民间生活。这一时期，富平的村落几乎都能见到石匠的身影，牌坊、拴马桩、碑碣、门墩、石桌、石砚……石刻作品渗透进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一大批名匠也随之涌现，明代的李信以刻碑驰名关中，成为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专属刻石师。清代的刘生荣技艺全面，他复刻的欧阳询《温彦博碑》几乎能以假乱真，透雕作品《笼中鸟》更是巧夺天工，透过镂空的石笼，能清晰看到内部的小鸟、食缸与水盒，灵动之态跃然石上。上世纪初，刘英贤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复刻了《唐虢王李凤墓诏书》五石、《曹全碑》、《二王法帖》等国宝级碑石，复刻作品形神兼备，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认可。富平石匠刘体廉、赵致祺、刘应文、刘来福、杨家麟被同行誉为“五虎上匠”，这段佳话至今仍在富平流传。

　　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平石刻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当地石刻产业再度兴起，正式步入多元化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家闻锤响，户户雕刻忙”，石刻艺人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靠石刻手艺发家致富，诞生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当代名家。1980年，宫里镇的仇文才为华山玉泉院制作了经典圆雕作品《陈抟卧像》，游人对之赞不绝口。1985年，县石刻艺术馆的何本善为国家级礼品——小型彩雕铜车马刻制了专属墨玉底座托板，这件国礼后被赠送给英国女王，让富平墨玉的技艺走出国门。何本善还率先引入现代化切割研磨工具，试制出墨玉彩雕壁板《唐仕女图》，底板墨黑锃亮，仕女姿态生动传神，一举斩获渭南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1988年，景六石复制的《昭陵六骏》，先后被选送深圳、法国参加对外文化展览，让富平石刻的艺术魅力走上国际展台。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黄帝陵题写的题词碑石，以及香港、澳门回归纪念碑，全部取材于富平墨玉并由当地工匠全程雕刻完成，成为承载国家重大历史记忆的“石质见证”。

　　从分散作坊到集群园区

　　2008年，富平县宫里镇政府在镇南规划建设石刻工业产业园，将此前散布在南陵、北陵、桥北、桥南、仇石、大樊以及雷村等村落的家庭式分散经营主体，整合为集中的工业化生产形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现代化石刻工业园区。与此同时，宫里镇政府还与富平县频阳博物馆深度合作，将原三凤村小学的闲置场地，改建为宫里石刻博物馆，后续升级发展为富平县古石刻保护中心，为散落的历代石刻遗存提供了专业的收藏、展示与保护平台。

　　2009年，富平县成功举办首届石刻文化艺术节，为行业搭建起交流展示的核心平台。2014年11月，富平石刻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份千年技艺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正式认定。2018年，富平县宫里镇被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21年11月，又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石刻类“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成为全国石刻文化领域的标杆性特色小镇。

　　从残碑断碣到典籍成书

　　2022年10月，为记录富平石刻历史，弘扬石刻文化，讲好石刻故事，促进石刻产业发展，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中共富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富平县石刻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富平石刻单独修志，从立项之初，便被列为全县重点文化工程。

　　编纂《富平县石刻志》的过程，是一场跨越山川的文化寻访之旅。为了摸清富平石刻的家底，编纂团队的足迹遍布省内外数十处文博单位与山野遗迹。他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咸阳博物院、药王山石刻等地，对照馆藏实物逐一记录。他们走访汉唐皇陵，登上锦屏山、月窟山、金粟山等山脉，翻沟攀崖不辞辛劳，对散落在野外的每一通碑碣进行精准测量、拍照记录。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新发现并收录了石川河秦陵遗落铭石、月窟山石洞佛像等88处此前未被记载的石刻遗存，将许多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碎片重新串联起来。

　　为了保证志书内容的严谨真实，编纂团队先后查阅各类史志文献20余部，走访了数十位非遗传承人与文史专家，对每一条史料都反复考证，做到“言必有据”。作为富平县政协特邀文史员，笔者有幸参与了初稿校对和终审研讨，见证了这部志书从雏形到最终成书。2025年9月，《富平县石刻志》正式出版，全书从石刻源流、石料资源、雕刻技艺，到历代遗存、工匠谱系、产业发展，构建起完整的富平石刻文化体系，不仅填补了地方文化研究的空白，更让千百年来隐藏在石头背后的石匠群体，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传记。

　　从千年古艺到时代新章

　　如今的富平石刻，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古老技艺。它一边连接着周秦汉唐的历史根脉，一边对接当代的文化需求，正在走出一条“非遗+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之路。2026年5月，富平文庙博物馆建成开放，其中历代珍贵石刻文化展厅引得大量游客驻足观赏。富平县依托石刻文化资源，利用石刻主题展馆，开发了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文创产品，让曾经藏在深山中的技艺走进了大众视野。新一代石刻传承人开创性的将传统线雕技艺融入现代家居装饰、城市公共雕塑，让石刻文化融入了当代生活。

　　富平石头，见证了秦陵的宏大工程，记录了盛唐的磅礴气象，承载着一代代石匠的心血与智慧，最终在新时代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纽带。这份刻在石头上的文脉，不会随着时光风化，反而会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成为富平乃至关中大地厚重而坚韧的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