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岔峪村旁的黄河边，脚下是滔滔南去的水流，风里裹着黄河水特有的土腥味——这里曾是“仁义古渡”的旧址，商客如流的码头，可如今只剩空荡荡的河湾，渡船的影子再也找寻不见。每遇河边风大时，我总疑心能听见些声响，像是有人在喊号子，又像是木桨划水的“哗啦”声，揉在风里……

　　黄河到了合阳境内的岔峪村，像是累了，拐了个缓弯，就这么留出个渡口来。老辈人传说，这渡口打商代就有了，那会儿商相伊尹还在这附近琢磨烹饪，《诗经・韩奕》里描述的“显父宴宾”，也是在这河湾边，摆上酒坛，就着船桨声喝酒谈天。而“仁义”这俩字，是沾着唐代的侠气来的——相传李渊当年在此渡河，到了渡口才发现随身带的银子丢了，无法付船费。撑船的艄公见他虽穿着粗布衣裳，却眼神亮堂，气宇不凡，不像寻常路人，便大手一挥：“壮士渡河，哪能要银子？”说着就喊上船工，七手八脚把一行人送过了河。这故事一辈辈传下来，“仁义古渡”的名号就留在了这儿，连往来的客商都愿意绕点路走这个渡，说“走仁义渡，心里踏实”。

　　爷爷当年曾跟我讲，抗战那些年，河对岸鬼子的飞机常来炸沿河的渡口，炸弹落进黄河里，溅起的浪头能盖过木船。那红头飞机的机关枪向渡口扫射，弹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白光落入了水中。河对岸山西是敌占区，渡口被迫停运关闭，仅存的几艘木船都用草遮盖得严严实实，隐藏了起来。

　　在我记事时，渡口还很是热闹。最常见的是那种老木船，足有四五丈长（约13.3至16.7米），近两丈（约6.67米）宽，船身是用柳木板做的，木板的缝隙是用麻丝一点点轧严实的，在缝隙间再涂上一层蜡。连接船板的铆钉足有半尺（约16.67厘米）来长，船舱是用杨木板一块一块拼的。船身常年泡在水里，泛着深褐色的光，摸上去有些光滑，却透着股经得住浪打的结实劲儿。船头稍尖，像把钝刀子，能劈开浪头；船尾平些，顺着根十几米长的“尾艁”（yicao）——我们当地方言就这么发音，这两个字也是我臆想的，对错且不管，就这么叫着。那是用整棵杨树做的，有碗口那么粗，一头伸进水里，靠末端的一块木板拨弄水，实际上就是橹，用粗绳索打死结绑在一根木桩上，能上下左右活动，用来调整航向。扳“尾艁”的人，称作“艄公”，是船上的老大，必须是身强力壮的人。撑船用的“篙”是两丈（约6.67米）多长的木杆，一头嵌着铁尖，扎进河底的泥沙里，能把船撑得稳稳的。船篙是船起锚离岸、靠岸和在浅水区才用得上的。撑篙用的是巧劲，刚上手的新船工把篙让水冲走了的事儿也时有发生，免不了遭到艄公的一顿训斥。黄河里的渡船桅杆是有的，但没有风帆。桅杆上常常挂着一面红色的旗子，哗啦啦招展，远远就能望见。

　　黄河里行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得听艄公的指挥。黄河的水看着缓，底下藏着不少漩涡，还有暗滩，稍不留意就可能撞上去。我小时候有时趴在船头看，见船工们光着膀子，黝黑的后背上全是汗珠，握着船篙的手青筋暴起，喊着号子把篙往水里扎，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他们也不躲。船行至水中央，遇上急流时最惊险，浪头掀得船身不停地晃，胆小的乘客攥着船帮直冒冷汗，甚至都吓得叫出了声，可艄公却稳稳立在船尾，手把着“尾艁”，眼睛盯着水面的漩涡，像是能看穿水下的石头和凹槽。他喉结动了动，声音不高却清亮：“莫慌！脚踩稳，跟着船晃！”说着脚下轻轻一挪，手里的“尾艁”转个方向，船就顺着浪头的劲儿滑了过去，刚才还提心吊胆的人，便长长舒了口气。初坐船的人，不免有些许的害怕，常坐船的人，随着船在水浪中一上一下晃动，仿佛有一种荡秋千的感觉，悠哉乐哉。

　　人们把这些掌舵艄公称作“黄河的主人”——他们得熟悉哪段水域有暗滩，哪处漩涡能绕开，还得会撑篙、掌握平衡，没个十年八年的历练，成不了真正的艄公。我认识的老艄公有好几位，全是爷爷叔叔辈，现在都不在世了，他们我全都能叫上名儿，像马头爷、奎子叔等。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身体健硕，浑身是胆，脸上的褶皱，就像黄河的水纹一样，可他们眼睛都亮得很。有次我问一个艄公：“叔，你不怕浪头吗？”他蹲在船尾抽烟，烟袋锅子冒着火星，笑道：“怕啥？黄河是咱的老伙计，你懂它的脾气，它就不欺负你。”渡船到对岸，从不会是直线——黄河水流得急，船会被冲往下游，到了浅水区，就得靠船工拉着纤绳，把船拽到有滩路的地方。拉纤时，船工们多是光膀子穿条粗布短裤，据说古时候连短裤都省了——那会儿日子苦，布料金贵，能省就省。

　　号子是拉纤时的魂。一般是艄公领唱，他嗓门亮，一开口能盖过浪声：“咳哟！咳哟！使劲拉呀！”后面的船工跟着应声，调子越喊越响，脚步也越踏越齐，纤绳在肩膀上勒出红印子，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滴在河滩上，转眼就被河风吹干了。遇上乌云压顶，浪头比平时高，号子就变了样：“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每一句都咬得实，像是要把心里的劲都喊进纤绳里，连船上的乘客都忍不住跟着攥紧了拳头。

　　后来我长大了些，听的号子也多了些新花样。公社那会儿，喇叭里天天喊“抓革命，促生产”，船工们的号子也跟着变了：“抓革命哟，嗨哟！促生产哟，嗨哟”，还有“计划生育，嗨哟！只生一个，嗨哟”。船工们喊这些新号子时，嘴角总带着点笑，像是觉得新鲜，又像是在老规矩里掺了点新日子的甜。他们说：“号子得跟着日子变，日子好了，号子也得亮堂。”

　　这渡船不只是渡人，还渡货。那会儿山西的客商常拉着棉花、煤炭过来，陕西这边的农民也会用船运粮食、牲口——牛呀、骡子呀要单独拴在船角的木板上，奇怪的是，这些大牲口们很是温顺。那些个羊们就聚拢在一块儿，“咩咩”地叫，跟号子声混在一块儿，热闹得很。渡船归生产队时，专门有管事儿的大叔坐在船头收费，渡人是五毛钱，渡一头牛三块，渡一只羊一块。常有客商讨价还价：“师傅，我这两袋棉花轻得很，少算点呗，下次还走您这渡。”大叔也做不了主，得喊船老大：“哥，这位客官拉了两袋棉花，您看算多少？”船老大眯眼瞅瞅棉花袋，又看看客商说：“你这棉花蓬松，占地方，一块，下次再来给你少点，就这么定了。”客商也就不作声了。

　　年底分红时，我们村总比别的村多些——就因为有这个渡口，能多挣点钱。每户年底能多分几十块钱，外村人都眼红：“岔峪村有渡口，就是不一样！”我小时候最盼着分红，能跟着父亲去队里看会计数票子，其实是盼着能买件新衣服，或者是能买个新文具盒。艄公在渡船上最有威信。谁要是撑篙慢了，或是拉纤时偷了懒，他就会瞪着眼骂：“你小子没吃饭？浪头要把船掀了，你负责？”骂归骂，转头见哪个船工汗流浃背，又会递过一支自己用报纸条儿卷的烟卷：“吸口烟，喘口气儿好好干。”河两岸的人都认识他，谁家有事找他帮忙，他只要能办，绝不推辞。有次山西那边的乘客丢了行李，里面装着给家人看病的钱，急得直哭。艄公听说了，多方打听帮着找了回来。乘客要给谢礼，他摆手拒绝：“渡人渡货，本来就该帮衬，要啥谢礼？”这样的人，谁能不敬重？

　　可日子像是黄河的水，变得快，转眼就流到了新境地。先是机器渡船来了，铁制的船也来了，突突的马达声盖过了号子声，不用再靠人拉纤撑篙扳“尾艁”了，船走得又快又稳，载的货也多。船工们闲了下来，有的去学开机器船，有的干脆回村种地。

　　再后来，通往山西的浮桥架起来了，能走卡车，能跑拖拉机，不用等渡船，踩着油门就过去了。接着，黄河大桥一座接一座建起来，把两岸连得紧紧的。渡口渐渐没人去了，那些个老木船被拖上岸，晒在河滩上，木板慢慢开裂，长出了青苔。有位老艄公最后一次去渡口，是让儿子扶着的，他摸了摸老木船的船帮，叹了口气：“黄河还记得咱，咱也得记着黄河。”

　　现在，岔峪村“仁义古渡”的名字还在，可渡口早就不运转了。村里的年轻娃儿们，有的没见过木船，有的连“艄公”俩字都没听过了。有一次我带孩子来河边，指着空荡荡的河湾说：“爸小时候，这儿有大船，有爸的长辈们在这儿喊号子，把人从河这边渡到河那边，船在水中漂，好一道美丽的风景。”

　　风又起来了，吹得河面波光粼粼。我仿佛又看见艄公立在船尾，手把着“尾艁”，船工们喊着号子，光着膀子拉纤，号子声盖过浪涛声，飘得很远很远。那些日子，像黄河底沉积的沙砾，在时光的漩涡中沉默，却始终闪烁着——艄公掌舵的勇毅，船工拉纤的坚韧，以及“仁义”二字里流淌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