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述俞所著《明学》《明学续编》书影

　　潼关文教故事的开端，可追溯至 3000年前的周武王克商之后的偃武修文。明清之际，文教可谓全盛时期。潼关学宫、明新书院、关西书院、凤山书院、潼川书院、义学等教育机构林立，“家弦户诵，沐雨歌风”。宁述俞则是潼关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进士，也见证了晚清至上世纪初期的历史巨变。

　　关学血脉

　　潼关的文风，与关学的血脉紧密相连。关学自北宋张载开宗立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奠定了关学“经世致用”“重气节”“躬行礼教”的精神传统。清中叶，陕西士人李元春倾心发扬关学，主讲于潼关的潼川书院等，培养了大批弟子。清代的《重修关西书院碑记》点明潼关士人的精神源泉：“关学渊源于杨伯起（杨震），集大成于张横渠（张载）”。从明正统四年（1439年）学宫初建，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除，一代代潼关子弟负笈求学，从泮池之畔走向全国，如盛讷、盛以弘父子的科举传奇，孙振基、孙必显的明末直臣风骨，一门三代杨端本、杨枢、杨鸾（“关中四杰”之一）的诗文成就，都在明清两代的政治文化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宁述俞正是这一关学谱系在清末的最后传人之一。他的理学思想与李元春一脉相承，属于关学中恪守程朱、兼采张载的一支。1914年，宁述俞刊刻了其代表作《明学》与《明学续编》等，以刊刻理学著作的方式，延续着关学的学术命脉。

　　蟾宫折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年，赵冠青《潼关县新志》作“乙巳”，当误），宁述俞通过了秀才晋升举人的关键关卡：陕西乡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对宁述俞而言是人生的转折点，对古老的中国而言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宁述俞参加戊戌科殿试，登进士二甲第一百四十一名。据《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十九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月。癸丑朔……引见新科进士。得旨……范轼、赵汝涌……宁述俞……俱著分部学习。”“分部学习”即在中央各部院实习候补，宁述俞由此正式步入仕途，在户部学习行走，后任户部湖广司主事。

　　同一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启动变法，并允准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宁述俞时任户部主事，通过户部代递条陈。据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记载：“昨日户部代递主事王凤文、主事宁述俞条陈。”宁述俞的条陈收录于《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9至53页。他在条陈中提出了系统的财政改革方案，核心在“理财裕国以图自强”。宁述俞的条陈直指晚清财政积弊，提出了四项环环相扣的改革主张：

　　整顿地丁耗羡：建议将地丁银征收中的“耗羡”（损耗附加税）全数归公，除支给官员养廉银外，尽数解交户部，此后不许再行浮收，将附加税制度化并收归中央。

　　改革厘金制度：主张由户部统一制发三联票，实收实解，并将详细章程公之于众，以杜绝地方在征收过程中中饱私囊。

　　核查仓粮：奏请核查各地仓粮实存数目，防止官员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侵吞国家储备粮。

　　严禁官员剥民：提出裁撤多余的幕友，禁止官员向上级馈赠节礼寿敬，以减少行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

　　这清晰地反映了宁述俞作为关学传人“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考证其上书时间为七月二十二日（公历1898年9月7日），距变法失败仅半月余，宁述俞的条陈被“留中”（扣留在宫中，未交军机处办理），未能付诸实施。

　　同陕籍京官的联合上书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改为度支部，宁述俞改任度支部军饷司主事，品级沿用旧制。不过，军饷司主事属于中央财政核心部门的骨干职位，相比初入仕途时，其实际权责和在官僚体系中的重要性可能有所提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蒲城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蒲城知县李体仁因仇视革命活动，借故捣毁县教育公会，将县立高等小学堂师生捕押刑讯，滥用酷刑，甚至掌责举人，致人死亡。消息传到北京，陕籍旅京人士群情激愤。蒲城籍学生徐鹤年等人先求助于同乡京官周政伯，不料周竟漠然视之，反劝他们“安分守己，少管闲事”。次日，徐鹤年又去会见吏部郎中刘华（韩城人），刘闻讯后愤愤不平，立即拜访度支部左参议晏安澜（镇安人）。晏、刘二人商定，在关中北会馆召集陕西在京官员召开同乡会，共商对策。

　　在同乡会上，晏安澜慷慨陈词，指出值此国家推行新政、提倡办学之际，李体仁竟敢封闭学校、违法滥刑、草菅人命，实属目无朝廷法律。在座京官义愤填膺，一致决定联合上奏，务必惩办民贼。奏章由晏安澜领衔执笔，宁述俞与刘华、张立德、景志伊等数十位陕西京官共同签名。奏本列举李体仁种种劣行，主题为“为蒲城知县李体仁毁学仇路，滥刑毙命，学司徇私，酿成重案事”，呈都察院代奏。不久即得皇帝御批，着陕西巡抚恩寿秉公确查。恩寿查办后上奏：“该令李体仁偏急操切，擅押滥刑……仅予褫职，不足蔽辜。请旨即行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清廷批准，李体仁闻讯夜遁。

　　宣统元年（1909年），宁述俞还为同乡徐鹤年出具“印结”，这是清代由同乡京官为初入仕途者提供的身份及品行担保文书。此举既体现了宁述俞对乡谊的重视，也说明他在京城官场已具备一定的地位和信用。

　　从京官到地方士绅

　　清朝覆灭后，宁述俞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1913年，清制潼关厅裁撤，改设潼关县公署。《潼关县新志》载：“宁述俞，字子愚，进士，官度支部主事。光绪戊戌变政，君与诸同志锐意维新。志虽未伸，识已卓矣。反正后，家居不仕。然遇事关桑梓有益公众者，罔不竭力为之。民国十六年，阌乡人欲潼人之纳寄粮于彼县者，概行差徭役，衡之理势，均有未安。潼人大愤，君争之尤力云。”宁述俞以前清进士身份执掌近代教育，督办学务，推动地方小学教育发展。其时潼关地处陕豫要冲，连年战乱，教育经费支绌，办学殊为不易。宁述俞能以旧式士绅身份履职八年，足见其地方声望与办事能力。

　　1926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宁述俞于同年出任潼关县县长。其任内主要维持地方治安与行政运转。是年，镇嵩军围困西安八个月，潼关为兵家必争之地，宁述俞在战乱中主持县政，面临极大压力。其卸任后情形，因史料缺略，暂不可考。

　　据《潼关县新志》及《明学》《明学续编》的校阅者推测，其子可能为“宁万中”，北京法政学堂毕业，曾担任陕西省财政厅科长。后续无考。

　　从中央户部主事到地方教育局局长、县长，这条看似“下行”的仕途轨迹，恰恰折射了那一代士大夫的命运变迁。清朝的进士出身，在上世纪初年依然是地方社会中最受尊重的文化资本。宁述俞以一个前清进士的身份执掌近代教育事业，本身就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象征。他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新时代的参与者。

　　学者与著作家

　　宁述俞不仅是一位官员，更是一位学者。

　　宁述俞与朝鲜学者李承熙的交往，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李承熙（1847年—1916年），朝鲜王朝末期儒学者。据李承熙《大溪先生文集》卷之三《西游录》记载，友人曾寄来宁述俞所著《明学》一书，请李承熙作序。1914年，李承熙在北京孔道会参加“国子监丁祭”活动，记述云：“祭毕鸣铎演讲。次及余请升席……周嵩年……宁述俞以次演讲。进茶果……述俞君亦赠所著《续明学》（《明学续编》）一册。尽欢而还。”宁述俞以关中学者身份参与孔道会这一全国性学术团体，并赠书予朝鲜儒学者，说明其学术成就已远播至域外。

　　在理学方面，宁述俞著有《明学》与《明学续编》。《明学》一书系统评述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辨析明代理学与心学各家之得失。其学术立场明确：推崇程朱理学，辨析阳明心学：既肯定王阳明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又对其“致良知”学说中可能流于空疏的倾向提出批评。《明学续编》接续前书，补充评议明清之际的关中学者，属于关中地方理学著作。在易学方面，他著述了《邵子经世学》，内容是关于邵雍《皇极经世》易理及易数的研究。

　　雄关的最后一位进士

　　宁述俞是潼关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堂”。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就此废除。潼关凤山书院改为潼关厅高等官小学堂。宁述俞在1898年考中的进士功名，成了潼关千年科举史上的绝响。

　　宁述俞的一生，恰好站在这个时代的终点上。他由科举入仕，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以户部主事身份上书言事，体现了关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担当。变法失败后，他回归故里，在地方教育、行政等领域继续实践儒者理想。

　　当战鼓声远去，琅琅书声便成了这座千年雄关最动人的回响。“才全文武”四字，不仅镌刻在学宫门前的牌坊上，更铭刻在潼关的历史血脉之中。而宁述俞，这千古雄关的最后一位进士，正是这段历史见证者与守望者。